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信仰，并非狭隘的宗教意义上或是权力信仰中的绝对服从的信仰，而是人的一种基于对军事法律秩序的精神倾向，一种对军事法终极价值的认同态度与意向。其次，培植军事法律信仰是提升依法治军的内在动力。

于是有的同志疑虑：树立军事法律信仰，会不会削弱、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误区在政治上完全束缚了人们对军事法律信仰的探索。如果群体的权利高于一切，那么，对社会正义的谋求非但不会导致法律的遵守，而且会导致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因为宪法所宣载的权利和自由绝大多数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坚信法能够（至少是部分地）决定社会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坚信法律之于人有如生命般重要[2]。一是要着眼于战斗力生成。二是护卫军事法的主动性。

中国古代民刑不分造成的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有些人从情感上就自发排斥军事法，这种心灵上的法律厌恶感无法形成对军事法的信仰，也成为阻却军事法律信仰培植的因素之一。在守法环节上，需要重新塑造主体的守法精神，要让人们达成一种共识：遵守军事法就是对自身人格的基本肯定，守法既是义务更是权利，守法是发自内心自愿的行为。第四稿体现的是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与所有合法社会组织之间的等级性。

[8]参见李舒瑜：《深圳社会管理改革取得双赢》，《深圳特区报》2010年2月23日。[15]数据来源为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根据该平台行政许可公示部分的内容，笔者进行了分类计算，得出了上述数据。[2]参见曾永和：《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制度重建》，《求是学刊》2013年第3期。这些举措也深化了中国民主尤其是地方性民主、基层民主的程度。

一方面，社团成员授权社会组织的法人代表拥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这是社团内部的公共权力），使私权利转化为社会组织内部的公权力，并以这种公权力为其成员的私权利服务。《环境保护法》四易其稿的历次修改就是典型一例。

[10]惠州市和广州市也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对部分社会组织松绑。政府之赢，赢在以多元治理实现善治的努力，其发展机理是通过放开部分社会组织审批登记实现减政放权和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新四类组织与原来四类组织有很大交叉，比如工商经济类有很大一部分可归为行业协会商会类。在社会组织中，官办组织和民办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之间的分立尤其明显。

[24]2013年，权力形态出现多元流变与转移，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的社会权力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这在根本上促进了权力制约机制的变迁。由此，践行法律、追求法治的主体从个人拓展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由此得以发展，社会权力也因此壮大。[3]2013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来自多种力量：既有自下而上的涌动，也有自上而下的推动。

而且社会个体成员拥有的公众监督也推动了社会组织他律机制的完善。二是推动对全国性社团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取消审批登记。

第三稿体现的是全国性、官方社会组织与地方性、民办社会组织之间的等级性。所以，行业协会及其民间自治功能也是现代社会法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鉴于注册登记的困难，目前国内很多环保组织还都是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在从事环境保护的推动工作，已经注册的相当一部分环保组织也都是在区级民政部门登记，甚至有些环保组织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社会组织的自我规制是践行公民义务、履行公民行为、提升公民意识的重要表现，社会组织的外部规制则是其自我规制的保障与补充，二者从不同侧面拓展了法治的现有疆域，而且社会组织自我规制的法治意义更大。[18]参见李长春：《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本质上而言，社会组织基于自身资源所拥有的社会公权力并不比国家权力更容易远离腐败。而基于枢纽型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机关之间的同构性—组织同构、人员同构、空间同构与业务同构，[6]这种限定将影响案件的社会公信力。而放开登记之后四类社会组织的放量性增长亦是社会权力蓬勃涌动的表现。

2013年，社会组织为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而进行的努力是致力于主体性和平等性的斗争，是行使公民权、践行公民权的行动，也是社会权力逐渐发展壮大、努力分割国家权力既有空间的过程。其第二稿中所体现的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普通社会组织之间的等级性。

[13]而北京自2011年2月宣布今后四大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放开，当年新立社会组织之中这四类组织较之于2009年和2010年有了较大发展。政府将部分国家公权力下放给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公权力社会化进程的重要表现。

同时，行政机关依然以登记、年检、后期监督等方式保持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从外部对社会组织进行制约和管理。第二稿公布之后的斗争是将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从枢纽型社会组织拓展到普通社会组织的斗争。

[17]在社会组织层面，商会等行业性组织审批登记的放开植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体的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权力。第一，契合以权利促进权力的发展机理参与观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人员必须处理好自己在工作场所的角色。即使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律系统的许多统计数据在抽样等技术问题上也很难达到复杂统计分析的要求。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复制加解读，也就是先通过翻译、介绍等方式复制外国人的学术作品，然后再对中文文献进行解读。这种方式看似效率很高，其实违背了实证研究的几个基本准则。

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系统的许多方面（如法院、立法机关等）并不对研究人员充分开放，因此关于法律制度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容易取得——即使在定量方法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首先，要真正了解被访谈人的工作，就应当去他本人的工作场所，因为语境变了，说的话可能大相径庭。

然而，参与观察者并非间谍或者私人侦探，在观察过程中虽然有时根据情况需要暂时隐藏自己的研究意图，但绝对不能因此对被观察的人员和单位造成损害。如果法学专业的学生、学者们认真地阅读、整理、分析一下我国法制建设各个方面（如立法、司法、检察、律师）的原始文献资料，肯定会作出比那些复制加解读的舶来品更具原创性的贡献。

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社会学并不像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人口学等）那样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因此，要想获得更为真实、深入的数据材料，就必须避免流于表面形式的座谈，而应真正去了解被访谈人的工作和生活。但如果访谈人和被访谈人之间并不熟悉，所涉及的问题又有些敏感的话，也很难避免虚假信息的出现。近年来一些法学家在全国各地纷纷展开针对各项诉讼制度的所谓试点，其实都属于干预式观察，但往往片面强调论证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过分迷信数字，忽视了对观察场所和人员本身行为的理解和分析。

对于不习惯做田野调查、而是喜欢在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的法学研究人员而言，历史文献分析是一种既节约成本又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排除虚假信息 参与观察对研究人员的职业伦理有着更高的要求。

如果研究课题的首要目的在于试验一项基本成型的新制度，那么采用干预式观察就更为适宜，但同样要及时、认真地记录观察情况。历史文献分析：节约成本? 切实可行 历史文献分析是一种在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非常有价值却常被忽视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法律移植向本土资源的转换，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参与观察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数据中的虚假信息。